从时间成本考虑，如果执法检查组在检查期间过度关注政策的实施无疑将分散其对法律规则执行情况的注意力。
以下，让我们透过《现代中国宪法论》这本论著，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宪法学家的研究方法与特色，以供参考和借鉴。但如果把这个当代的宪法理论直接引入中国的话，那么，这种在历史断层上的接轨，则未必没有一定的危险性[14]。
为此，不仅日本学者，其他欧美各国的学者都非常重视旁征博引。第四，中国学者倾向于独立研究，重视突出个人观点，而日本学者则同时重视吸收其他学者甚至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使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递进性、累积性。有关日本四代中国法律专家的分类及代表人构成，参见铃木贤：《围绕着中国法研究》一文（日文），社会主义法研究会编《社会主义法的变貌和分歧》，法律文化社，1992年8月，第162页以下。在这里，还有一点是不能漠视的，那就是：ｔｉáｎ畑中教授这种见解，也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取的结论。因此，一册在手，便可一叶知秋，使我们从一个截面上肉切地领略到当代中日两国法学家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巨大差别。
与此不同，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则依然保持着近代西方观念哲学方法论的一种风韵[12]。张友渔、天野和夫监修。对于这种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的运用加以解决，当宪法解释权的运用达到极限时，才可采用宪法修改的方式，使社会基本的要求通过正常的宪法程序得到解决。
最后，正像韩大元所指出的那样，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违宪。如上所述，按照K·罗文斯登的理论，规范宪法就像一种名贵的奇花异卉，而绝不是那种随处蔓生的野草。然而，事实上，毛泽东有关宪法、宪政的这个经典述，对当代中国宪法理论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而又广泛的。对于当今的中国法来说，宪法修改既是克服宪法变迁所具有的上述的那两种终极意义上的局限的一种积极的宪法变动形态，同时，适当和适时的宪法修改的重复及其成果的积累，又是促成规范宪法形成的必要条件。
它与上述的宪法的废弃一样，都是通过非合法的程序即通过暴力来夺取权力并排除既存宪法的，所不同的是宪法的废弃是通过革命，而宪法的排除则通过政变，其典型的例子是1799年拿破仑一世的政变和1851年拿破仑三世的政变。这里无疑是宣明了宪政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梁启超的思想倾向如果不说其影响至为深远的话，至少也可以说它概括地象征了此后中宪法历史中的一贯偏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认为宪法是统治阶级把在革命斗争中提出的民主思想和原则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制度和法律，……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而从宪法规范方面来看，它自身也必须能够统合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使之纳入自己的框架。反之，如果很轻易或者被动地认可宪法变迁，那么严格地规定宪法修改的程序就失去意义，易言之，这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精神的。
如在魏玛宪法下，总结行使国家紧急权，其间，国民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一时得以停止。最早提出宪法变迁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G·叶连内克（Georg Jellinek,-1911）。尤其当他于1903年访问美国、通过考察当时美国的华人社会并获知华人社会的劣根性之后，他便成为一个悲观的改良主义者，成为理性的君主立宪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更有甚者，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形态往往也是非常复杂的。
第三种观点则是惯例说，即认为该国家行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并不是一种法，而是一种惯例（convention）。可以想见，这种宪法的生成条件是多方面的，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列举到诸如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的各种条件。
第四，宪法的取消（Verfassungsdurchbrechung），即在一个或数个特定的个别的场合下对宪法规定的侵犯。宪法变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态，所谓良性违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宪法变迁现象。
宪法制定权力（constituent power），又被简称为制宪权，但它并非一种实在的权力。易言之，宪法与社会必须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关系。即使某种宪法在法律上具有效力，但现实中的政治过程的动态并不依照它进行，那就表明这种宪法的现实性尚告阙如，这种宪法就是名义宪法。与其发动实力的装置，倒不如凭籍规范价值来实现政治分歧的统合，这就是期待于宪法规范的一种高层次的功能。如在魏玛宪法下，当总结行使国家主权时，就允许这种宪法的取消。该表述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这个分类方法克服了传统分类方法的那种徒具形式的缺陷，为宪法分类本身带来了实质性的意义。在实现宪政的过程中，并不值得长期为这个问题长吁短叹，甚至顿足捶胸。
现行的中国宪法具备了这种内面条件吗？要作出肯定的回答，显然是令人踌躇的。第二种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所谓的规范让位于现实的结局，其表现形态往往是实在规范自身的变化，它照样亦可达致冲突在法律上的消解。
首先，韩大元认为：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与违宪状态应作区别，即宪政运行中出现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违宪，其中有可能是属于正常的冲突。众所周知，洛克也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他更重视通过分权、而不是仅仅通过立法权来限制君权，更重要的是，他只是把实行分权的君主立宪制看作保护私有财产的最好形式。
而从自上而下这一方面来看，当时清朝政府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着手改革官制、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以分别作为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雏形。然而，这段历史的结果是：日本最终产生了近代企业顺利地走上了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道路。其中，又必须在宪法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彻底的自我解答：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消解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论争？作为这样的一个理论尝试，本文认为：（1）实在的宪法规范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变动，定在的宪法秩序之所以难以形成，意味着中国尚未确立起一种类似于美国现代宪法学家K·罗斯登（Karl·Lowenstein）所谓的规范（normative）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为此不能一味地笼统地去针砭促成这种宪法规范变动的外在的非规范行为。如此看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变动的一种类型，它在当今中国宪法规范变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过渡和缓冲的作用。
第二，毛泽东这个经典表述中的宪政一词，可以理解为不折不扣的宪致（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吗？从逻辑上说，显然又是不可以的。然而，由于在现实中不存在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所以在目前的我国宪法学领域中，那种精微慎密的注释宪法学亦不可能成就，即使成就了，亦不可能成为实在的宪法规范获取稳定性、实效性以及规范价值的功能找到根本的出路。
模式以德国、日本为典范，有别于英、美、法等国家自下而上地实现宪政目标的那种模式， 当时清末的预备立宪，正是从日本明治维新那里得到刺激和启示，并几乎完全仿效日本君主立宪实践的一次历史事件。（三）由于宪法上的习惯而引起的变化，如在英国出现的、失去众议院的信任的国务大臣必须辞职的惯例，即属此情形。
然而，革命是如何产生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无法否定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归根结底总是受制于那些社会经济因素。值得注意的是：K·罗文斯登指出，存在论意义上的分类，并不以分析宪法的实质和内容为能事，而是以把握权力过程的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为诉求。
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的思想形成微妙的对照。第二，预备立宪这一历史概念，蕴含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前提，即：实现立宪主义，尤其是在社会现状落后于国家理念的后进国家实现立宪主义，必须进行宪政的准备。那就是：重视实在的宪法规范体系的自足性和稳定性，胜于重视宪法的规范价值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着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绝对和平主义条款与自卫队问题的冲突， 宪法变适论在 引起长期的争论，出现了以下三种观点，并长期形成鼎足之势。
因此，中国的宪法学者们只能把宪政主义的思想寄托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寄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更有甚者，宪法是国家的最高的根本大法，任何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都必须加以否认。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规范而被确立起来宪法，只要力图让现实的权力服膺于它并形成某种秩序，那么，凭籍这种内在的逻辑，必然产生一种规范和制约现实政治的力量。从整个宪法现象来看，似乎是本应服膺于宪法规范的那些对象在冲击着宪法规范，但从宪法规范的内面来看，正是因为自己属于一种非规范宪法的宪法规范，才致使它本身不得不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乃至被轻而易举地冲破。
反之，如果企图仅以颁布了一部宪法去证明有了民主事实，那么那部宪法就恰恰可能是K·罗文斯登之流所诟病的那种语义宪法了。有关这个道理，我们从一个宪法分类的理论中也能看出。